煙、酒、賭，與普通商品不同，政府對它們有較大管制。於香港言，政府對普通商品不徵稅，但對煙及酒都徵稅，稅率亦甚高，此外，政府不容許賽馬會以外的團體接受投注。當然，政策有時放寬有時收緊，視情況而定。最近政府調低了烈酒稅，卻打算加強控煙（即快將推行的「控煙十招」），政府亦「將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」，筆者便趁機討論一下，經濟學中有關政府管控煙、酒、賭所涉之概念。
首先，為何煙、酒、賭往往受管制，其他商品則沒受管制？經濟學上，最相干之概念當為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。這一對概念由公共理財學大師Richard Musgrave所創，以解釋某些政策何以當推行，某些事物何以當管制。只是，應當如何中譯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呢？倘譯作「有益之物」及「無益之物」，詞意相近，但不太像專有名詞，未必合適，故本文直接使用英文名稱。
問題是，merit good既然有益，又何須用政策推？可見這概念預設了有些物品雖有益，個人卻不用、少用，這才需政策推。其實，這道理不難明，譬如說，醫生都勸大家多做運動，但聽者不夠多，正因個人可低估運動之益處、不運動之長遠害處。同樣道理，高脂食物多吃無益，但仍有人大量進食，因個人受當前美食蒙蔽，並低估了高脂之害。
道理易明，政策制定卻不簡單。運動雖好，但政府通常不會迫市民做運動，高脂食品無益，但通常不會禁，也少見有罰款（註1），因迫、禁、罰有損個人自由，倘有關益處或害處只涉及個人，政策一般都很克制，除非所涉之益害處巨大，甚至生死攸關——譬如安全帶及毒品，法例便訂明前者必須配帶，後者則必不可管有。
如上所述，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帶出個人自由與益處、害處之衝突，平衡兩者後，政府不一定干預（註2），視乎益害處之強度，毒品是極端無益之物，更可成癮，對之管制甚至禁絶，爭議性不大，但其他demerit goods呢？這便較難說了。
由經濟學角度看，煙、酒、賭是demerit goods，政府對之干預或管制，自屬有理，但干預程度應該多大呢？這便具爭議性了。尤其是，煙、酒、賭雖或具成癮性，但非高度可成癮，任何管控政策，及對政策之收緊或放寛，都不免帶來大反應。
首先，有些物品之成癮性無可置疑，例如毒品，即使政策強硬管控，也沒人會反對。但煙、酒、賭不同，有些人會上癮，有些人則不會，故其成癮性較可置疑，一旦可置疑，普通市民總會認為自己有自制力，毋須干預，對管控反感。
其二，市民之所以意見強烈，亦正因這些物品具成癮性，阻止成癮者使用某物，比阻撓非上癮者使用，必引起更大反彈。
其三，物品既可成癮，戒之不易，自亦更易銷售，甚至普及化，這帶來龐大經濟利益，牽涉大量消費者及利益團體，一旦要管，反彈自亦更大。
由此可見，即使煙、酒、賭是demerit goods，政府一旦要「管、罰或禁」，仍會有爭議。要說服大眾，除強調有關物品之demerit外，最好具備更有力的理由——「界外效應」（externality）正是很好的理由。
所謂界外效應，指有些人做了某些事，影響不止於自身，還（正或負面地）影響了其他人，卻沒得到（或負擔）相應之補償。嚴重的界外效應，往往需政府干預，例如汚染帶來負面界外效應，便需政府管控。
政策若基於界外效應而推出，爭議性比demerit good（或merit good）小得多，因界外效應牽涉他人之利益，而demerit good（或merit good）則只涉當事人。管控前者，因影響了他人，不能以個人自由作擋箭牌，但後者則可以。
有些事物不單帶來demerit（或merit），也帶來界外效應，具雙重角色。政府干預這些事物之市場運作，爭議性小一點。由此角度看，針對香煙徵稅，甚至禁煙，都有著較強的理由，吸煙不單危害煙民本身之健康，也影響不吸煙的人，這就是界外效應。
可是，這顯而易見之一面，有些人竟然忽略了。筆者不下一次，在媒體上聽到有些評論，主持人都忽略了吸煙有損他人健康這一面。其中一次，一位主持人對政府引入無煙處所有微言，認為健康是個人取捨，幸好另一位主持立時提出吸煙亦影響他人。
另一次，主持力言吸煙比喝酒對健康之禍害小，卻受到更強之管控，故不合理。同樣，這位主持亦忽略了吸煙影響他人。用經濟學的角度看，吸煙帶來雙重負面效應，酒精雖無益，但界外效應呢？可能有，卻不若煙草明顯，故控煙力度強於控酒，亦是順理成章。筆者不明白，何以顯而易見之一面，仍往往被忽略。是否因為政策宣傳上一直側重demerit一面，標語「吸煙危害健康」太深入民心，反令少人注意界外效應的一面？無論如何，筆者認為後者很重要，應該強調。
現轉至論控酒，政策明顯比控煙寬，過去二十年來，政策只有放寬，未見收緊，紅酒稅於2008年取消，今次則下調烈酒稅，但控煙政策則只有收緊，沒有放寬。
由以上討論可見，酒雖同為demerit good，但沒明顯界外效應，故控酒比控煙寬，亦算有道理，可是，一再放寛又是否合理呢？這便較難說，必須由有識之士，客觀評估喝酒帶來的demerit有多大才行。或有人認為，喝酒之demerit從來如一，但減酒稅之效益則在市差時更大，因市民在市差時需多點生計，衡量利弊後，在市差時減酒稅是無可厚非。這論點忽略了，用同樣道理，市民在市旺時謀生較易，哪市旺時應否加酒稅？只是，稅一減後，要加回很難，若不行，有關利弊之衡量，便應看長期而非短期。
另一方面，今次減稅之措施較特別，亦可一談。以入口貨值計，首二百元之烈酒維持百分百的稅率，但二百元以上之貨值則減至10%稅率。故此，該措施非單純減稅，而是讓邊際稅率隨貨值上升而累退。邊際稅率通常都是累進的，累退很少見，一來累進稅更易增加稅入，二來讓能多付稅者多繳稅，亦較公平。
累退稅亦非沒人提倡。於最適收入稅（optimal income tax）之研究中，經濟學家做了很多推算，不少結果竟然支持累退稅（註3），與預期相反。現實上，收入稅幾乎都是累進的，何以反而推薦累退？關鍵在誘因：累進稅容或促進公平，但削減了有能者上進多賺之誘因，相反，邊際稅率倘輕微累退，則不算太不公平，卻可鼓勵多工作多賺錢。
既然累退收入稅亦不一定差，那累退酒稅呢，是否同樣不差？只是，兩者有大不同，不可平行比較。累退收入稅鼓勵多勞多得，多勞本身是好事，鼓勵有理。累退烈酒稅卻鼓勵多喝貴價烈酒，這是否好事呢？當然，酒是demerit good，多喝自非好事。但今次稅率按酒價累退，不是按酒量累退，故政策不一定鼓勵多喝，或只鼓勵喝貴一點。
貴一點的酒是否更無益呢？這難以簡單定奪。一方面，須做些醫學研究，另方面，政府也應蒐集資料，看看喝酒之習慣如何變，以便日後政策檢討之用。倘高價酒不比低價酒傷身，而新酒稅又只令原本之酒徒改喝貴價酒，但沒多喝，則政策目標可達，否則當檢討。
最後，淺談一下賭。過去二十年來，賭博政策有所放寬。事實上，上一次經濟大不景之時（98至2000年間），民間討論開賭之聲甚強大，政府沒開賭，但於2003年合法化賭波，算是有限度放寬了賭博。此外，最新之預算案，引述馬會之評估指，去年非法籃球賭博注碼達700億至900億元。「為有效打擊非法賭博活動，政府將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，並邀請香港賽馬會提交建議。」（預算案209段）
賭是demerit good，這應屬多數人之共識。只是，事物往往具雙重角色，如上所述，煙不單無益，亦帶來負面界外效應，兩者相加，令管控的理據更強。賭亦可具雙重角色，於香港言，合法的賭博往往與運動相連，賽馬、足球本身是有益之運動，與賭博連結後，角色模糊了，倘多推廣，可說是幫助該運動，當然亦難免惠及賭業。
倘益處害處能相抵消，則與運動相連之賭，似應比純賭博之害處小，港府不容許賭場一類純賭博活動，但容許運動類賭博，背後心態或基於此。然而，益害處是否真可抵消呢？這難說。另一方面，有說政府若全面禁賭，將徒令賭博地下化，譬如賭波合法化以前，已不乏黑市賭波，合法化反有助管控。這種論調絶非無理，有時候，規管確比不做任何事好，但必須分清「因黑市活動而引進規管」與「因規管而帶來黑市活動」，不應混淆兩者。前者說的是規管之理據，後者往往用以批評規管，前者合理不代表後者亦然。
事實上，有些人每當規管政策新推或收緊，就說不可，因規管反令黑市更活躍，例如煙稅一加，就搬出這說法。用這種邏輯引申，煙酒稅當取消，甚至所有商品稅亦然，因一有稅，就必有走私漏稅。雖誇張，這種論調卻不泛支持，但顯然是濫用了「規管帶來黑市」可引申之涵義。
經濟學看政策，重點在尋找最適宜（optimal）之處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當止。何時當止呢？這要看政策目標，煙酒賭，政策目標不是要鼓勵這些活動，而是要管控。若因管控而帶來黑市活動，可說是政策代價之一，這代價倘不必付，自然最好，倘必須付，則當求取政策利益與代價之平衡，不是說一有代價，或代價增加了，規管政策便當取消。
註1：當然，通常沒罰款不等如必定沒有，經濟學近年亦流行探討sin tax，高脂稅算是sin tax之一例。只是，sin tax具爭議性，執行困難大，較少地方有採用。
註2：這是一般情況，但亦有學者提出無需管控仍可推動有益之事。行為經濟學家Richard Thaler（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）及法律學者Cass Sunstein提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政策建議，倡導「輕推」（nudge），在不減個人自由之餘，可誘導個人作較佳選擇，筆者於信月2021年12月號有簡介，可參考。當然，輕推不足解決所有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涉及之問題，它可補傳統政策之不足，而非代替之。
註3：最適稅理論之先驅——Mirrlees, J. A. (1971).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.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, 38(2), 175-208——正正有如此推算。該文較艱深，Myles, G. D. (1995). Public Economics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有簡介，可參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