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內捲」又如何？——從經濟學之角度看

        近年時興談「內捲」，但這所指為何？淘寶、拼多多及京東加大售港服務，衝擊本地零售業？本地食肆因北上消費而現結業潮？當然，還有不少老字號嘆生意難做，競爭過多，以至內地企業（如車企）間之激烈競爭，這些都可能與「內捲」有關吧。

老實說，筆者不太清楚「內捲」一類潮語之準確意思，但相信總與市場競爭（甚至過度競爭）有關，應屬經濟學之分析對象，故本文希望介紹一下經濟學中有關論述，不一定正中時弊，但或可供各方參考，重新思考這些問題。

關於「內捲」之言論，有正有負，唯似以負面居多，包括低價競爭帶來供需不平衡，對企業造成生存危機，甚或令人失去上進動力。只是，亦有人認為有競爭才有進步，低價有益於消費者，生產者雖受損，但更應力爭上游。再進一步，或有人認為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，競爭讓新舊交替出現，是自然不過。

這些論述都各有道理，卻欠系統性，尤其是，當有正有負時，到底競爭是過多還是過少？又或者競爭就是好，沒過多或過少可言？

其實，筆者自中學至大學，都不時聽到相類辯論，一直以為這是經濟學的題目，唸經濟學可幫助思考這類問題，後來才發現經濟學課程中，由中學至大學都沒這方面之論述。一般人談論它，只基於常識，不基於經濟理論。

後來，筆者發現在工業組織理論中，曼昆（N.G. Mankiw）及雲斯頓（M.D. Whinston）一篇經典論文（註1），探究的正是該議題。該文對專研商業經濟之學者言，自非陌生，但商業經濟不是研究院（乃至本科）必修課，不是所有人都必讀。其實，該文所論乃經濟學之核心關懷，很值得細讀。

現試介紹該文，為簡便計，下稱該文為曼雲。

首先，曼雲建立了一數學模型，以分析市場競爭，並涉及以下假設：行業內所有商戶之產品訂價，不低於邊際成本（假設I），倘多了商戶經營，整個行業之銷售量會增大（假設II），但每位商戶之銷售量將被攤薄而下降（假設III）。

這些假設都合理，倘都成立，而商戶所售產品又都同質（homogeneous），曼雲證明：市場上之商戶數目可能過多，換言之，市場競爭或過大，大於最適水平。

這結論未必與一般人之想法一致，懂點經濟學的人，往往認為市場競爭總是好的，不會過多或過少。這種核板印象，來自經濟學對「完全競爭」（perfect competition）市場的描述，在該類市場下，多點商戶帶來多點競爭，壓低價格，可為社會帶來最大效益。倘競爭巨大，商戶虧蝕，則自然會退場，毋須憂慮。

現實是，不完全市場在所多見，把所有市場當成完全競爭來分析，頗不適切。曼雲所分析的市場，正非完全競爭，如上所言，他們之假設都頗合理，分析的亦是自由市場，只是不一定「完全」而已。

其中，過度競爭的關鍵在於邊際利潤是否為零。曼雲之假設I規定價格不低於邊際成本，故邊際利潤不低於零，倘等於零（完全競爭下之特徵，因競爭大），則無論是多了還是少了商戶競爭，對現存商戶之盈餘無損（因為是零）。倘高於零，而新商戶入市又會減低現存商戶之生意（假設III），便構成「搶生意效應」（business-stealing effect），正是競爭過大之因由。

何解？須知新商戶加入市場，既帶來得益，亦帶來損失，倘得多於失，則對市場有利，反之則否。在同質產品市場，所有商戶賣同樣產品，對消費者言，多了商戶加入，不帶來任何新意，極端點說，新商戶於需求面不帶來新價值。

供應方面，因邊際利潤為正值，新商戶願意加入市場，但須付起動成本（entry cost）。愈多商戶入場，生意被搶掉，邊際利潤便一直下降，致僅可收回入場成本，這時新商戶不會再入場。對新商戶來說，它們只會考慮自己能否賺得夠（這是「得」），不會考慮其他商戶會否因競爭多了而賺少了（這是「失」）。但從市場整體之角度看，得失兩方都需考慮，只看入場之得而不看其失，將導致競爭過大，商戶過多。

「搶生意」可帶來過度競爭，這或許是商人對市場之常識，但經濟學又好像不這樣說。誰是誰非？曼雲的分析讓我們看清楚，誰是誰非要看甚麼假設成立，經濟學說的通常是完全競爭，商人所指則為不完全競爭，我們用經濟學做分析，必先判斷哪些假設成立才行。

只是，假設產品均為同質，仍是不太現實，故曼雲亦考慮產品差異化（product differentiation）之影響。

首先，倘新入場商戶之產品非現有產品的倒模，而是有所不同，那新入場會帶來新價值，不可抹殺。用經濟學術語說，新產品可帶來新的消費者剩餘（consumer surplus）——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術語，倘讀者不懂，則只需視此為買方購物之淨得益即可。

但是，商戶只賺取利潤——或生產者剩餘（producer surplus）——不賺取消費者剩餘。而且，加入市場與否，決定由商戶做，非消費者做，這造成誘因不足的問題。

此話何解？簡單言，市場效率看的是整體，看的是消費者剩餘（CS）加上生產者剩餘（PS），扣除新商戶入場成本（F）後之淨值（CS+PS–F）。倘這淨值為正數，則多點新戶商才好。但由商戶之角度看，則只會看生產者剩餘（PS）扣除入場成本（F）後之淨值（PS–F），淨值為正則入場，否則不入。

商戶之決定少了CS，故即使進場帶來之得大於失（CS+PS–F>0），但商戶或已不再進場（因PS–F=0），誘因不足下，令太少商戶進場，引入太少新產品，此謂「（消費者）剩餘忽略效應」（註2）。

另一方面，「搶生意效應」依然，因新產品只是有差異而已，與舊產品非百分百不同。倘多了商戶進場，總會搶去舊商戶部份生意。上文已解釋，「搶生意」帶來過度競爭，太多商戶進場。

一方面，市場傾向帶來太少差異性產品，一方面，市場又有太多人搶生意之虞，一正一負，市場競爭到底是過多還是過少呢？理論說了一番，我們是否又回到原點，毫無得著？

非也，透過曼雲，我們知悉正負關鍵在於兩大效應，藉分析不同行業於兩大效應之強度，便可評估競爭是否過多。倘不作具體分析，便一口咬定競爭過多或過少，這才是不妥。至於具體分析當如何做，便要看情況。

首先，不應誤會，曼雲不是要教導商人如何營商，不是說：生意被搶了，便應多製作有差異之產品，以減少競爭帶來的影響。這種說法錯不了，但商人自然懂，不需經濟學家提醒。經濟學家與商人不同處是，商人只看自己生意，經濟學家則看全局，這才有助政策制定。

曼雲之分析如何幫助制定政策？舉例，其分析探討市場有否過少（或過多）商戶參與競爭，正是制定競爭政策（competition policy）之所需。可惜，後者之研究，卻少見引用曼雲，直至近來哈佛法律經濟學者Louis Kaplow才有參考該架構，提出很有意義之分析（註3），只是這非本文之關切點，待日後有機會再介紹。

再舉例，筆者認為，曼雲之分析架構，與保育政策有關。倒底哪些行業可能被淘汰但又不應淘汰呢？這是保育政策的核心問題，曼雲之現行架構戳中某些重點，但還須適度擴充，才足以指出問題癥結，現試用該架構析出若干重點（註4）。

近年不少人惋惜老店結業成風，有人說是市場規律，新舊興替在所難免，有些人則說香港沒好好保育傳統，到老店消失時才知其可貴。行業內之營運者到底是過多還是過少呢？如上所述，這視乎「剩餘忽略效應」還是「搶生意效應」較強烈。

一般言，傳統老店手作成份較多，不若連鎖店產品高度標準化，故傳統老店賣的是較大差異的商品或服務。差異愈大，帶來的「消費者剩餘」當愈大。原理是，標準化產品差異小，易取代，同質產品間更毫無差異，需求曲線趨平坦（若價格稍高，客戶會全面流失），多一件不多，新產品帶來之新「消費者剩餘」接近零，這正是文首所述「完全競爭」之情況。反之，差異化產品較難取代，需求彈性（elasticity）小些，需求曲線較陡峭，新產品帶來之「消費者剩餘」（CS）便較大。上言商戶只看PS–FC>0否，不看CS+PS–F>0否，倘CS愈大，「剩餘忽略效應」自亦愈大。

另方面，傳統產品間有較大差異，或較難互搶生意，試想，當一間老店退場，是否可大力幫助其他老店做多些生意呢？這較難說，總言之，難言「搶生意效應」強烈否。

「剩餘忽略效應」令商戶過少，「搶生意效應」令商戶過多，由上可知，於傳統老店言，前者強，後者難說，有機會是前者較強。倘如是，則商戶便過少，市場或過度淘汰傳統老店。有說老店流失是市場規律使然，這個當然，但市場競爭是否剛好是最適水平呢？這便要看情況了，於傳統老店言，這一不定。

必須強調，筆者不是說政府應干預，以硬手段留低老店，這可能令事情更差。一般言，干預有干預的成本，筆者不會隨便鼓勵干預。只是，坊間往往用錯經濟學，以「完全競爭」來分析所有競爭模式，這點必須留意。

引入新干預要小心，但有些行業早受干預，要微調既有干預模式，成本比引入新干預小，應該容易些。

譬如說，有些行業受政府津貼，業內競爭大，或有人認為競爭大才好，汰弱留強後之贏家最有效率。以曼雲之架構看，倘業內產品差異小，競爭或會過大，不一定有效率。

不單如此，津貼令企業較易收支平衡，企業或因而怠於變革，未必採取最優競爭選項。這時，政策或可微調，加入津貼條件，要它們多做點研發，要引入真箇有差異之產品，才可領津貼，這有助競爭趨於適當水平。

當然，以上所言，建基於政府本來就會干預，也不打算取消干預，才建議微調。至於干預是否本來就不必，那是另一問題，亦非本文可涵蓋了。

筆者希望，透過以上數例，有助示範曼雲架構如何應用於分析現況，以後不必一說競爭就說過多，又或是競爭就一定好，無用擔憂。

 

 

註1：Mankiw, N. G., & Whinston, M. D. (1986). Free entry and social inefficiency.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, 48-58.

註2：曼雲本身沒對這效應命名。有些文獻（如Grossman, G. M., & Helpman, E. (1993).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. MIT press）用「消費者剩餘效應」（consumer surplus effect）指涉該效應。筆者認為「忽略」是其中重點，故名。

註3：Kaplow, L. (2023). Competition policy in a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.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: Microeconomics, 1(1), 80-114.

註4：曼雲舉出兩個數學模型作例，其一競爭不足，另一競爭過多，可見不能一口咬定商戶過多或過少。這兩個模型與傳統產品沒明顯關連，不宜將商戶過少之模型視為代表傳統老店。故後文分析，須擴充曼雲之架構，容許傳統及現代兩類行業同時存在，再討論新架構可引生之涵意。

穩樓價、增效率——再論公營房屋之流轉

住宅樓市已畧回穩，相信不少發展商、業主及政府官員，都鬆了一口氣。市況雖穩下來，樓市一些結構性問題卻未見有解，故應趁機多作檢討、做些改革，以免日後難關再遇時心中沒底，藥石亂投。

樓市的問題不在只升不跌，這幾年來大家看得清楚，樓價總會跌。港式樓市的問題在於好市時暴升，遠超平均負擔能力，行政措施、稅務辣招，只能強壓一時，爾後急速反彈，對策難求。再者，樓價愈背離大眾之購買力，下跌時便愈痛，對金融體系亦更危險。

簡言之，港式樓市之問題在不夠平穩，應防範的是大上大落，而非只升不跌。

要平穩自是不易。聯繫匯率下，息率高低看美國，倘息率走低時遇上本地經濟好，樓市便火熱難滅。雖如此，政府仍非無事可做。只是，除行政稅務措施外，現行政策重點在增加供應，唯供應乃長遠措施，遠水不能救近火，尤甚者，好市時增土地，往往在淡市時才化為大量樓盤供應，加深市況波動。

然則還有何事可做？筆者認為，要減少波動，理應著重現存住宅之流通性，讓封存不動的物業適當流轉。從另一角度看，讓封存不動之物業流轉，也算是增加供應。

香港樓市之結構很特殊，逾四成住戶居於公營房屋（下簡稱公房），這比例很高。但問題不在公房比例偏高，新加坡公房比例更高，但彼邦之組屋可自由流轉，沒港式流通性問題。

香港之公房主要包括出租公屋、自置公屋（「租者置其居」）及「居者有其屋」（居屋）。出租公屋不可買賣，交易流轉率是零。居屋及租置雖可轉讓，但要補地價，故流通性極低。據團結基金之計算（註1），在2006至2016年間，私樓的流轉率（交易量佔總存量之比）為7.9%，居屋之流轉率則為1.8%，僅及私樓四分一。往後年份之居屋流轉率及租置流轉率，筆者暫未找到數據，但估計亦不高。

當市面上大部份樓宇流通性偏低，整體價格便較難平穩。全港私樓約170萬，出租公屋約87萬，可出售公房（居屋、租置等）約46萬。這46萬公房倘能自由轉讓，相當於多了近三成潛在供應，倘私樓價高，買家可由私轉公，令居屋價高些，私樓價低些，私樓便較難暴升，樓價穩定些。然而，現制度下居屋租置未可完全自由轉讓，流轉率甚低，即使假設各類公房流轉率一律為1.8%，公房年交易只八千左右，對私樓流通量五至十萬言，難生大作用。倘其可自由轉讓，流轉率或趨近私樓，那年交易便達三萬多，這才有較大作用。

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流轉有另一好處，就是市場效率。市場的好處，在於買賣雙方能各取所需，互惠互利。倘交易受人為（制度）限制，互利受阻，效率低下，則造成雙輸。

假設一對夫婦現居於市區居屋，單位之「自由市場」（已補價之市場）價值為500萬元。退休後他們願意搬到新界，同質素居屋之價格約400萬。倘把現居出售，扣除補地價後只能套現250至350萬，不足購入心儀新界居屋，加錢不化算，更減少養老資本，故不打算搬遷了。對他們來說，住市區與新界分別不大，新界可能更適合。簡單假設，對他們言，500萬元的現居其使用價值等同400萬，但制度不鼓勵遷移，變相浪費了100萬元的用值。相反，一對年輕夫婦可能（因樓價）迫於住在新界，不方便上班，即使他們願多付搬到市區，但因退休夫婦的例子多的是，他們便找不到合適合價的單位，交易不成，雙方都不能各取所需。

由此可見，流通性於市場有大幫助，既可增加效率，亦有助穩定樓價。可惜，房策多年來太著重增加新供應，卻忽略了現有公房之流轉。

要大幅增加公房之流轉，最佳策畧是私有化現存公屋，並容許自由轉讓，因公屋佔公房之比例最大，由此着手，功效最顯著。但政府對私有化似乎甚有疑慮，一直不太願推。其實，即使重推私有化，倘沿用舊模式，須補價後才可轉讓，問題仍是不解，因流轉之所以低，關鍵在補價制度，非私有化便可解。

倘有些地方不能改（但有些能），則當如何改？這是經濟學上次優理論（the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，註2）之問題，筆者之建議（註3）是，先容許公房業主免補價換樓。

可賣買的公房，包括居屋、租置，以至「港人首置上車盤」。筆者提議，這些業主賣樓後，若在指定時間內購入另一公房，則可在「第二市場」（未補價之市場）入貨，毋須補價買「自由市場」的公房單位。

該建議可促進公房間之流轉，增加市場效率，對穩定私樓價格則有間接作用——它可增加二手居屋盤源。現時盤源少，因業主賣樓後退路窄（不可重投「第二市場」），倘退路拓闊了，多些人願放盤，選擇多些，或可吸引多些私樓買家轉投二手居屋，減輕私樓之壓力。

該建議簡單易明，可修訂，或分階段試行，但如何修訂才可不害其原意呢？

最近政府提出之「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」，正好用來例示箇中困難。該計劃可看成是筆者建議之縮小版，把免補價業主限於長者。據估計，合資格業戶有十萬，看似不少。只是，筆者認為，該類計劃限制多，很難達到預期目標。

何解？這須先說明該計劃，但政府仍未公布細節，只說會參考房屋協會之「長者業主樓換樓先導計劃」。現先假設「新計劃」（房委會豁下公房）之運作方式與房協之「先導計劃」大同小異（註4），以說明這種計劃問題何在。倘政府爾後公布之細節沒下述問題，自然最好。此外，房協計劃只涉及房協屋苑業主，但房委會之計劃便當包含居屋或租置業主了。以下說明將不再區分兩類業主，以方便解釋。無論如何，計劃所涉業主須年滿60 歲，且持貨滿十年。

今設甲是合資格居屋業主，過往，倘甲出售了單位，他便不可再到「第二市場」購買另一居屋，甲只才可在「自由市場」購入另一居屋，並須補地價。新計劃下，甲仍可在「第二市場」購買另一單位，毋須補價，只是新買單位須比所賣為小，或位置較偏遠。此外，有報導指（未經證實），「新計劃」下，長者若「大換細」，則所換單位的地區位置不限，若長者交出市區單位，遷到新界或離島，則不限所換單位的大小。

該計劃的原意是，長者在一賣一買後有餘額作生活費，同時騰出市區或較大單位予有需要家庭，並促進公房的流轉，善用現有房屋資源。

筆者認為，無論是「新計劃」或「先導計劃」，都難以促進流轉，原因是，計劃只傾斜一方，非對買賣雙方都鬆綁。

假設上述甲在「第二市場」向乙買入一居屋單位。甲在新計劃下得益，但乙呢？乙可能是長者，也可能不是。先假定乙非長者，那他賣樓後便沒資格在「第二市場」買入另一單位，而賣樓所收取之樓價，因未補價，實低於其單位市值，這意味着，倘乙用收回之樓價去買「自由市場」下之居屋，即使是同一屋苑，同類單位，亦買不起。

由此可見，該計劃無助刺激賣方意欲。若賣方不願賣，即使多了買家願意買，成交之機率仍低。

當然，倘買家（長者）多了，「第二市場」樓價可望提升，增加賣方之賣樓意欲。只是，「第二市場」與「自由市場」價差達三至五成（所差為未補之地價），即使多了長者買樓，勢難令「第二市場」價格增加三至五成，對賣方（乙）言，賣樓後所得仍小，不足購回同質居屋，遑論私樓。

另一假設，乙亦是合資格長者，他賣樓後，有權不補地價買回同質居屋。問題是，要賣方（甲）買方（乙）同屬長者，市場太窄，配對不易。即使房委會幫忙配對，增加配對效率，亦只能是小幫。

再者，乙賣出居屋予甲後，倘要買回另一居屋，同樣須面對難找賣盤的問題，除非乙所買正是甲出售之單位（甲乙單位對換）。不過，政策又規定要大換細，或市區換新界，故即使甲乙均為長者，其中一方須持有新界大單位，另一方則持市區細單位，才可免補價對換單位，難上加難。

再退一步，即使換樓成功，但該政策希望長者大換細後，可省下樓價差額養老。倘由新界大單位換成市區細單位，樓價相差不一定大，交易後雙方未必可省下差價養老，即使一方可以，另一方亦不可以，令政策目標難以逹致。當然，換樓不一定為省錢，當局亦毋須執着計劃能否為長者省錢養老，筆者所言，旨在點出計劃之初衷難達，不如索性放寛規定，由換樓者自行定奪換樓是否有利。

總言之，筆者不是說，這些計劃沒用，只是這些計劃設限太多，令它能幫的很有限。計劃推出後，倘申請人不多，交易量少，或被詮釋為長者沒興趣換樓。其實他們可能有興趣換，只是配對不易而已，政府應放寛規限，而非放棄計劃。

長者換樓計劃的盲點在於，它希望幫助交易中一方，忽略了交易是雙方的，只對一方有利的交易，太難作得成。房委會其他計劃，往往有同樣盲點，譬如「白居二」，旨在幫白表客早點置業，故容許他們在「第二市場」選購二手居屋。向「白居二」賣樓之業主，卻不可在「第二市場」購入另一單位，令他們之放盤意欲低。若盤源不多，即再多批「白居二」申請，成交亦相對難。

筆者之建議，重點正在不偏於一方，無論是新買家還是現有居屋戶，倘交易雙方均為公房戶，即可免補價換樓，不論是向上換（由租置而居屋而首置盤，細換大，新界換市區），還是向下換。這建議仍有缺憾，未能幫助首置盤業主上流至私樓，只算是次優方案，但當局倘無意全面自由化公房，次優總比不改好。問題在於，如何改須注重細節，須看方案能否達致其目標。筆者過往已多次為文（註2及3），介紹如何用次優理論制訂房策，筆者之方案不可能被照單全收，故還須探討方案是否可改、如何改，才不害其原意，本文主旨之一，就是為此補注。

 

 

註*：標題由編者所訂，筆者原題目為「穩樓價、增效率——再論公營房屋之流轉」。

註1：見團結基金網頁「施政報告新房策，加快公營房屋流轉」（2018年10月11日）

www.ourhkfoundation.org.hk/en/media/commentaries/ 。

註2：可參筆者之「次優理論淺介：首置盤助房屋流轉」，刊於信月2018年10月號。 

註3：「公房免補地價買賣，創上流階梯」，2022年10月號。

註4：見2025年施政報告第212段第(vi)點，及房屋協會網頁https://www.hkhs.com/tc/application/flat-for-flat-pilot-scheme-for-elderly-owners。

 

 

管控煙、酒及賭之經濟學

煙、酒、賭，與普通商品不同，政府對它們有較大管制。於香港言，政府對普通商品不徵稅，但對煙及酒都徵稅，稅率亦甚高，此外，政府不容許賽馬會以外的團體接受投注。當然，政策有時放寬有時收緊，視情況而定。最近政府調低了烈酒稅，卻打算加強控煙（即快將推行的「控煙十招」），政府亦「將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」，筆者便趁機討論一下，經濟學中有關政府管控煙、酒、賭所涉之概念。

首先，為何煙、酒、賭往往受管制，其他商品則沒受管制？經濟學上，最相干之概念當為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。這一對概念由公共理財學大師Richard Musgrave所創，以解釋某些政策何以當推行，某些事物何以當管制。只是，應當如何中譯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呢？倘譯作「有益之物」及「無益之物」，詞意相近，但不太像專有名詞，未必合適，故本文直接使用英文名稱。

問題是，merit good既然有益，又何須用政策推？可見這概念預設了有些物品雖有益，個人卻不用、少用，這才需政策推。其實，這道理不難明，譬如說，醫生都勸大家多做運動，但聽者不夠多，正因個人可低估運動之益處、不運動之長遠害處。同樣道理，高脂食物多吃無益，但仍有人大量進食，因個人受當前美食蒙蔽，並低估了高脂之害。

道理易明，政策制定卻不簡單。運動雖好，但政府通常不會迫市民做運動，高脂食品無益，但通常不會禁，也少見有罰款（註1），因迫、禁、罰有損個人自由，倘有關益處或害處只涉及個人，政策一般都很克制，除非所涉之益害處巨大，甚至生死攸關——譬如安全帶及毒品，法例便訂明前者必須配帶，後者則必不可管有。

如上所述，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帶出個人自由與益處、害處之衝突，平衡兩者後，政府不一定干預（註2），視乎益害處之強度，毒品是極端無益之物，更可成癮，對之管制甚至禁絶，爭議性不大，但其他demerit goods呢？這便較難說了。

由經濟學角度看，煙、酒、賭是demerit goods，政府對之干預或管制，自屬有理，但干預程度應該多大呢？這便具爭議性了。尤其是，煙、酒、賭雖或具成癮性，但非高度可成癮，任何管控政策，及對政策之收緊或放寛，都不免帶來大反應。

首先，有些物品之成癮性無可置疑，例如毒品，即使政策強硬管控，也沒人會反對。但煙、酒、賭不同，有些人會上癮，有些人則不會，故其成癮性較可置疑，一旦可置疑，普通市民總會認為自己有自制力，毋須干預，對管控反感。

其二，市民之所以意見強烈，亦正因這些物品具成癮性，阻止成癮者使用某物，比阻撓非上癮者使用，必引起更大反彈。

其三，物品既可成癮，戒之不易，自亦更易銷售，甚至普及化，這帶來龐大經濟利益，牽涉大量消費者及利益團體，一旦要管，反彈自亦更大。

由此可見，即使煙、酒、賭是demerit goods，政府一旦要「管、罰或禁」，仍會有爭議。要說服大眾，除強調有關物品之demerit外，最好具備更有力的理由——「界外效應」（externality）正是很好的理由。

所謂界外效應，指有些人做了某些事，影響不止於自身，還（正或負面地）影響了其他人，卻沒得到（或負擔）相應之補償。嚴重的界外效應，往往需政府干預，例如汚染帶來負面界外效應，便需政府管控。

政策若基於界外效應而推出，爭議性比demerit good（或merit good）小得多，因界外效應牽涉他人之利益，而demerit good（或merit good）則只涉當事人。管控前者，因影響了他人，不能以個人自由作擋箭牌，但後者則可以。

有些事物不單帶來demerit（或merit），也帶來界外效應，具雙重角色。政府干預這些事物之市場運作，爭議性小一點。由此角度看，針對香煙徵稅，甚至禁煙，都有著較強的理由，吸煙不單危害煙民本身之健康，也影響不吸煙的人，這就是界外效應。

可是，這顯而易見之一面，有些人竟然忽略了。筆者不下一次，在媒體上聽到有些評論，主持人都忽略了吸煙有損他人健康這一面。其中一次，一位主持人對政府引入無煙處所有微言，認為健康是個人取捨，幸好另一位主持立時提出吸煙亦影響他人。

另一次，主持力言吸煙比喝酒對健康之禍害小，卻受到更強之管控，故不合理。同樣，這位主持亦忽略了吸煙影響他人。用經濟學的角度看，吸煙帶來雙重負面效應，酒精雖無益，但界外效應呢？可能有，卻不若煙草明顯，故控煙力度強於控酒，亦是順理成章。筆者不明白，何以顯而易見之一面，仍往往被忽略。是否因為政策宣傳上一直側重demerit一面，標語「吸煙危害健康」太深入民心，反令少人注意界外效應的一面？無論如何，筆者認為後者很重要，應該強調。

現轉至論控酒，政策明顯比控煙寬，過去二十年來，政策只有放寬，未見收緊，紅酒稅於2008年取消，今次則下調烈酒稅，但控煙政策則只有收緊，沒有放寬。

由以上討論可見，酒雖同為demerit good，但沒明顯界外效應，故控酒比控煙寬，亦算有道理，可是，一再放寛又是否合理呢？這便較難說，必須由有識之士，客觀評估喝酒帶來的demerit有多大才行。或有人認為，喝酒之demerit從來如一，但減酒稅之效益則在市差時更大，因市民在市差時需多點生計，衡量利弊後，在市差時減酒稅是無可厚非。這論點忽略了，用同樣道理，市民在市旺時謀生較易，哪市旺時應否加酒稅？只是，稅一減後，要加回很難，若不行，有關利弊之衡量，便應看長期而非短期。

另一方面，今次減稅之措施較特別，亦可一談。以入口貨值計，首二百元之烈酒維持百分百的稅率，但二百元以上之貨值則減至10%稅率。故此，該措施非單純減稅，而是讓邊際稅率隨貨值上升而累退。邊際稅率通常都是累進的，累退很少見，一來累進稅更易增加稅入，二來讓能多付稅者多繳稅，亦較公平。

累退稅亦非沒人提倡。於最適收入稅（optimal income tax）之研究中，經濟學家做了很多推算，不少結果竟然支持累退稅（註3），與預期相反。現實上，收入稅幾乎都是累進的，何以反而推薦累退？關鍵在誘因：累進稅容或促進公平，但削減了有能者上進多賺之誘因，相反，邊際稅率倘輕微累退，則不算太不公平，卻可鼓勵多工作多賺錢。

既然累退收入稅亦不一定差，那累退酒稅呢，是否同樣不差？只是，兩者有大不同，不可平行比較。累退收入稅鼓勵多勞多得，多勞本身是好事，鼓勵有理。累退烈酒稅卻鼓勵多喝貴價烈酒，這是否好事呢？當然，酒是demerit good，多喝自非好事。但今次稅率按酒價累退，不是按酒量累退，故政策不一定鼓勵多喝，或只鼓勵喝貴一點。

貴一點的酒是否更無益呢？這難以簡單定奪。一方面，須做些醫學研究，另方面，政府也應蒐集資料，看看喝酒之習慣如何變，以便日後政策檢討之用。倘高價酒不比低價酒傷身，而新酒稅又只令原本之酒徒改喝貴價酒，但沒多喝，則政策目標可達，否則當檢討。

最後，淺談一下賭。過去二十年來，賭博政策有所放寬。事實上，上一次經濟大不景之時（98至2000年間），民間討論開賭之聲甚強大，政府沒開賭，但於2003年合法化賭波，算是有限度放寬了賭博。此外，最新之預算案，引述馬會之評估指，去年非法籃球賭博注碼達700億至900億元。「為有效打擊非法賭博活動，政府將積極探討規範籃球博彩活動，並邀請香港賽馬會提交建議。」（預算案209段）

賭是demerit good，這應屬多數人之共識。只是，事物往往具雙重角色，如上所述，煙不單無益，亦帶來負面界外效應，兩者相加，令管控的理據更強。賭亦可具雙重角色，於香港言，合法的賭博往往與運動相連，賽馬、足球本身是有益之運動，與賭博連結後，角色模糊了，倘多推廣，可說是幫助該運動，當然亦難免惠及賭業。

倘益處害處能相抵消，則與運動相連之賭，似應比純賭博之害處小，港府不容許賭場一類純賭博活動，但容許運動類賭博，背後心態或基於此。然而，益害處是否真可抵消呢？這難說。另一方面，有說政府若全面禁賭，將徒令賭博地下化，譬如賭波合法化以前，已不乏黑市賭波，合法化反有助管控。這種論調絶非無理，有時候，規管確比不做任何事好，但必須分清「因黑市活動而引進規管」與「因規管而帶來黑市活動」，不應混淆兩者。前者說的是規管之理據，後者往往用以批評規管，前者合理不代表後者亦然。

事實上，有些人每當規管政策新推或收緊，就說不可，因規管反令黑市更活躍，例如煙稅一加，就搬出這說法。用這種邏輯引申，煙酒稅當取消，甚至所有商品稅亦然，因一有稅，就必有走私漏稅。雖誇張，這種論調卻不泛支持，但顯然是濫用了「規管帶來黑市」可引申之涵義。

經濟學看政策，重點在尋找最適宜（optimal）之處，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當止。何時當止呢？這要看政策目標，煙酒賭，政策目標不是要鼓勵這些活動，而是要管控。若因管控而帶來黑市活動，可說是政策代價之一，這代價倘不必付，自然最好，倘必須付，則當求取政策利益與代價之平衡，不是說一有代價，或代價增加了，規管政策便當取消。

 

 

 

註1：當然，通常沒罰款不等如必定沒有，經濟學近年亦流行探討sin tax，高脂稅算是sin tax之一例。只是，sin tax具爭議性，執行困難大，較少地方有採用。

 

註2：這是一般情況，但亦有學者提出無需管控仍可推動有益之事。行為經濟學家Richard Thaler（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）及法律學者Cass Sunstein提出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政策建議，倡導「輕推」（nudge），在不減個人自由之餘，可誘導個人作較佳選擇，筆者於信月2021年12月號有簡介，可參考。當然，輕推不足解決所有merit good及demerit good涉及之問題，它可補傳統政策之不足，而非代替之。

 

註3：最適稅理論之先驅——Mirrlees, J. A. (1971).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. 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, 38(2), 175-208­——正正有如此推算。該文較艱深，Myles, G. D. (1995). Public Economics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有簡介，可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