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政預算案將於二、三月左右宣讀，「有沒有錢派呢？」、「有沒有退稅呢？」，屆時難免仍是大眾焦點。事實上，派錢或退稅在近年變成常態，無論經濟順逆都派，可是，若錢在政府手很有用，又何必派回給市民？若否，當初又何必多抽稅？這涉及公共理財的基本原理，不妨在預算案宣讀前，討論一下這些經濟學原理，否則在預算案公布後，大家只著重措施之細節，必無暇思索大方向、大原則之事。
首先，用宏觀經濟學（macroeconomics）之角度看，政府在市旺時抽多點稅，在市弱時派多點錢，原則上有助穩定經濟，減少波動。但宏觀調控不易做，如何做才好？不做是否更好？這問題很複雜，筆者無意在此討論。
此外，錢一抽一派，好像很無聊，又耗行政費，卻有助收入平等（equality）。譬如說，無論交稅兩三千或兩三萬，甚至不用交稅，每人一律派五千，那派錢後收入便較均等。促進平等是政府功能之一，不是說所有人收入要完全均等，但很少人反對多點兒平等。可是，個人力量小，難以促進平等，故需政府出手。
由此帶出一重點——有些事由政府做較易，由個人做近乎不可能，以公共經濟學的角度看，預算案的錢應用在這些地方。關鍵是，政府須做些甚麼？多點房屋、教育、基建，還是用來幫中小企？多少才算合適？
首先，用宏觀經濟學（macroeconomics）之角度看，政府在市旺時抽多點稅，在市弱時派多點錢，原則上有助穩定經濟，減少波動。但宏觀調控不易做，如何做才好？不做是否更好？這問題很複雜，筆者無意在此討論。
此外，錢一抽一派，好像很無聊，又耗行政費，卻有助收入平等（equality）。譬如說，無論交稅兩三千或兩三萬，甚至不用交稅，每人一律派五千，那派錢後收入便較均等。促進平等是政府功能之一，不是說所有人收入要完全均等，但很少人反對多點兒平等。可是，個人力量小，難以促進平等，故需政府出手。
由此帶出一重點——有些事由政府做較易，由個人做近乎不可能，以公共經濟學的角度看，預算案的錢應用在這些地方。關鍵是，政府須做些甚麼？多點房屋、教育、基建，還是用來幫中小企？多少才算合適？
錯不了的答案是，政府應以人民福祉為依歸，倘有益於社會福祉，則多做，若多做了反有害，則少做。
但何謂福祉？很抽象，故政策往往用數量指標為依歸，公屋輪候要縮短到3年，大專學生比率要有60%，乃至GDP升多少，如此等等。可是，按這些指標施政，是否必有益於福祉？別忘了，資源有限下，政府多做一事，必少做了他事，建屋一定要快，則必有他事做慢了，一加一減、一快一慢下，整體言是否必定好了？
上述帶出公共經濟學之兩個分析角度——以福祉為依歸者是welfare analysis，以數量指標為依歸者是non-welfare analysis。福祉是最終目標，但按數量指標施政才可行，雖然按指標做事不一定有助福祉，卻別無他法，只好多加留意，莫讓兩者大幅偏離——這看來很有道理。不過，公共經濟學不這樣看。
一般言，公共經濟學皆以福祉為分析起點，較少用non-welfare analysis。但福祉又不可簡單度量，怎去分析？山人自有妙計，當中有大智慧在焉。
首先，社會福祉容或不可度量，但必與個人福祉相關。若政策改善了一些人之福祉，且沒人因而損失，則社會福祉必改善了，經濟學稱為「帕累托改進」（Pareto improvement）（註1）。
倘不可能作「帕累托改進」，則達到了「帕累托效率」（Pareto efficiency）之境況，簡稱效率。經濟學重視「效率」，非指「多快好省」一類之效率，指的是不可「（帕累托）改進」之境地。
可是，每個人有不同取向及價值觀，政府難以掌握，如何得知個人福祉有否改善，可否再改善？是否要做民調？不是說民調也不一定準嗎？於此，經濟學用很有智慧的方式處理這難題——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福祉而做事，倘個人福祉可再改善，他們自會改善之，關鍵在於有沒有一些障礙，令他們沒法為己求取最大福祉。政府須做的事，就是去除這些障礙，它毋須知道每個人喜歡甚麼，不喜歡甚麼。
當然，甚麼是「障礙」，箇中有大學問焉，「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」（The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in welfare economics），正為此劃出界線。
經濟學者在研究院都唸過「第一定理」（註2），唯研究院課程只著重其數學證明，旨在證立在一定假設下，市場必然是有效率的。這些假設用數學方式表達，往往被視為純技術性。但認真看，這些假設排除了下列一些情況，正正是效率之「障礙」。
首先，任何壟斷力量都是「障礙」——競爭不足下，價格較高，驅走低價買家，令福祉比競爭市場低。若非處於「完全競爭市場」（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），總有些「障礙」，總會有改善福祉之空間。
其二，有些東西為大眾所需，但難以或不會由個人付費購買，如街道、路燈之類，屬「公用品」（public good），可由多人共享，也難以阻止他人享用。這些東西，若要個人付費買，然後讓所有人共享，不化算，少人願做，甚或沒人做。若由所有人團購，即政府買，則可行，所有人的福祉亦可提高。
其三，凡事皆有代價，惜有時代價非全自負，得益非當事人獨享，譬如汚染製造者沒為染害負責，有些科研貢獻提升了社會生產力，但未受專利保障，這便涉及「界外效應」（externality）。若代價非自負，有些人多做了有損（他人）福祉之事；得益非獨享，有些人又少做了有益（他人）福祉之事；倘由政府介入，防礙「做多了」之事（罰排汚者），促進「做少了」之事（奬勵創科），則可提高總體福祉。
如上所述，「第一定理」說的是何時市場有效率，但「何時」才是重點，找出「障礙」才是重點，這正正為政府當做甚麼提供答案——「除礙」。
由此可見，「第一定理」很重要。可是，經濟學本科生往往沒唸過它。必修科微觀經濟學（microeconomics）把這定理放在最後一課，通常沒時間教。公共經濟學或公共理財（public finance）把這定理放在第一課，必教，但公共理財非必修科，香港之大學又很少開此科（雖然筆者有開），一般唸過經濟學之人（中學生，甚或大學本科生）都未必聽過此定理，不知道「障礙」是重點，「效率」非必然。故此，筆者才不厭其煩，反覆就此說明。
話說回頭，政府既當以人民福祉為依歸，故須重「帕累托效率」，去除效率障礙，錢應用於此，按此標準，我們的預算案有否達標？也不差。例如，政府大量投資於基建，而基建多屬公用品，這做對了。教育及科研帶來正面界外效應，應加資助。破壞環境帶來負面界外效應，應規管，或寓禁於徵。房屋呢？這較複雜了，需另文再談。可是，政府支出仍有不少爭議，又有沒有道理呢？
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量——即使基建有需要，但會否過多或過少？從效率的角度看，基建成本不菲，不一定愈多愈好，還要看需求有多大。問題來了，私用品（private good）具排他性，付費才可享用，需求有多大較易知曉——賣方只須看有沒有人出錢買，有則有需求，沒有則否。可是，公用品往往須由政府提供，不另收費，沒法知曉有沒有人出錢買，遑論出多少，政府唯有依賴專家估算需求，但「估算」始終是「估算」，爭議在所難免。
另一個爭議點在於分配。這問題很難免，即使是公用品，說是可共享了，卻仍有利益分配的問題。例如社區美化，區內人雖可共享，但有些人很喜歡，有些人不欣賞，認為錢不值得花，未必沒爭議。公用品尚如此，其他自不待言，例如向汚染物徵費，付費多者自然不喜。
這裏有一點須弄清，上言「帕累托改進」，不是說沒人受損，只有受益嗎？何以為效率而徵費會有受損者？
這涉及不少人對效率之誤解。簡單言，設有兩個人分10粒金，毎人皆只顧自己所得，則無論分成是9:1、1:9、8:2、5:5，諸如此類，皆有效率，但若把一粒金丟掉才分，則屬無效率。何解？因為把丟掉的金粒分給任一人，皆可令有人得益而沒人受損，是「帕累托改進」，故丟金是無效率。倘沒浪費，則無論如何分，一旦改動（例如由7:3改成6:4），總有人損失（由7而6者，損1金），若無法「帕累托改進」，便都是有效率的分配。由此可見，效率重在沒浪費，不重如何分配（註3）。向汚染者徵費猶如把分配由3:6改成2:8，汚染者受損（由3至2），但3:6有浪費，2:8則否，故後者才是有效率的（註4）。
明乎此，應知政府為效率而定之政策，乃事有所需（為福祉、為免浪費）。再者，效率與分配是兩回事，促進前者更可能損害平等，政府必須作出取捨，爭議在所難免，唯有多加解說，別無也法。
不過，也不是說爭議既不能免，就都沒道理。政府還需檢視，是否錢都用在當用之處，有些事由私人做勝於由政府做，倘由政府代行，反而有損福祉。
另一方面，有些事當由政府做，可能是爭議較大吧，政府仍未做。舉例言，醫保、退保，一般言都有政府介入，但政府現時少有介入，預算案便應為此籌謀。筆者在《信月》2021年12月號介紹了退保之有關理論，問題出於「惡性選擇」（adverse selection），令年金一類退保產品不夠普及，若政府不介入，一般人較難為退保作最妥善安排。政府現已就此研究，是好事。不過，惡性選擇亦令醫保產品不夠普及，當然細節與年金不同，道理卻相若。現行之自願醫保方案，與全面醫保相差甚遠。當然，現方案亦推出未久，但往後到期檢討之時，應多加考慮保障高一點之方案。
總括一下，有些事由政府做才可，由個人做難，促進平等及效率，正是此等事兒。政府非無事可做，但做得對否，做得好否？仍可檢討，仍可爭議。又抽稅又派錢，不一定無聊，這可增進平等，穩定經濟。當然，政府若有餘錢，又暫沒大項目須做——而市民永遠須用錢——這時，把錢退回市民，亦是好事。長遠言，政府倒要檢視一下，在其職能下，倒底有多少事須做，有些甚麼事不應再做。
註1：帕累托（Vilfredo Pareto，1848-1923）是意大利經濟學家，他原創了這些概念，故名。
註2：既有「第一定理」，自亦有「第二定理」，否則毋須標明是「第一」。「第二定理」關乎市場分配之公平與否，也很重要，但本科生學過的更少，在此無法詳述，日後有機會再談。
註3：若放寬這假設，各人不單顧自己，也關顧他人，情況便複雜得多。舉例言，9:1不一定有效率，分得9之人或因他人分得太少而痛心，寧可讓後者多分，故認為8:2較9:1好，後者則因多分而脫貧（由1至2），也較高興。今兩人皆喜，有「帕累托改進」，則9:1雖無浪費，卻仍是無效率的。同樣道理，8:2也不一定不能改進。不過，人雖有關心他人之時，但只顧自己之時或較多、較強烈，尤其在市場交易之時，故假定各人（大體上）只顧自己，亦非不現實。「第一定理」亦以此假設為前提。
註4：汚染徵費前之利益分配是3:6，徵費後之分配是2:8，這些數孛，當然非實數，只是用以說明徵費可改善效率。何以徵費可改善效率？簡單言，設工廠不須為汚染負責，生產帶來利潤及汚染，那廠商自會一直生產，至無利可圖為止。若多生產利潤加速上升，增產必有利可圖，若是無利可圖，當是利潤增速下降，直至降為零。換言之，當工廠快將達無利可圖之時，增產之利潤不高（降速），不增產失掉之利潤很少。徵汚染稅令工廠放棄一點生產，放棄不高之利潤，但為他人帶來大福祉（減染之益），這猶如要工廠之得由3至2，但他人可由6至8，得大於失，故徵費有益於社會福祉及效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