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示包含「最適稅理論」標籤的文章。顯示所有文章
顯示包含「最適稅理論」標籤的文章。顯示所有文章

2024年12月4日星期三

地價收入跌財赤現,反思財收結構此其時

        港府於2023-24年度,未計發債收入前,錄得財赤逾1700億元,預期2024-25年度赤字亦逾1400億元,隨後兩年赤字仍不可免(加起來亦逾千億)。當然,發債可增加收入,略舒財困,但借錢總要還,政府理當多想法子,改善收入結構。
        觀乎2023-24年度表現,地價收入較預期大減656億元,印花稅減350億元,利得稅及薪俸稅接近預期。上述四大收入已佔總收近六成,可見樓股市弱是財赤主因,且應以樓價影響最大。
        既如此,談改善收入結構,不可不談地價收入。賣地在港府收入之佔比,長年高企,這是好是壞?當然,今天地價收入低,帶來財赤,凸顯其弊。但收入高之時,不少人不這樣看。他們認為,倘沒賣地收入,稅率便須提高,誠非好事。
        何以高稅率不好,低稅率才好?
有說是攸關競爭力,倘稅率高,外國公司不來,外來人才卻步。可是,為何他們不怕土地成本高,只怕高稅率?或曰:企業不怕租貴,因經濟好土地才貴重,經濟不好,土地再便宜亦沒用。這看似有道理,但未能釋疑:香港稅制的累進成份不大,稅金與收入大致成正比,即使稅率高些,仍是多賺(經濟好時)才多付,少賺(經濟差時)少付,又有甚麼可怕?反而,樓價及租金均屬預付,生意無論賺蝕,租價都要先付清,不是比稅更可怕嗎?總之,無論是稅低而地貴,還是稅高而地賤,只要兩者加起來之總營商成本不輕,仍難言競爭力高,難說前者一定比後者好。
        問題看來不是很簡單,那不如先參考一下經濟學之有關論述。
        首先,經濟學的確較支持低稅率。一般的說法是,抽稅帶來「效率耗損」(deadweight loss)(註2),這在中學都有教,惜多數中學生只知其然,不知其所以然。中學所說的效率耗損,往往預設了不抽稅之自由市場,是最有效率的,抽稅令市場偏離最優境地,故帶來損失。只是,這「一般說法」有誤導成份。最簡單,若市場最有效率,抽稅必有損效率,那不抽稅是否最好?這不可能,同樣的教科書,必又提及政府功能,譬如提供公用品(public goods),沒稅收,這些都不能做,世界只會更差(註3)。
        若稅不能免,哪是否稅率愈低愈好,致令效率耗損減至最低?這是只看成本,不看效益了,猶如一個人只重減少花費,不理健康,這種人不可能活得好。稅率應該低還是高,視乎政策效益,倘效益大,又有很多事須政府做,即使稅高,還是值得,不能一刀切地說低稅就好,高稅就差。當然,政策效益亦不一定高,但這需另行考察,無法一口斷定。
        由此可見,稅低之好處,不能用太簡單(中學程度)的經濟學概念說明,訴諸直覺更不管用。以下粗略介紹一下相關理論——「超額負擔」(excess burden)及減少它之方法。就分析稅項之效率言,大學程度之公共經濟學,已少用「效率耗損」的概念,較常用「超額負擔」的概念(註4),後者毋須假定市場是最有效率的,只假定有一種稅項最有效率,稱為「定額稅」(lump-sum tax)。
  所謂定額稅,指的是無可逃避之稅項。眾所周知,所有人都不喜交稅,都意圖減低稅負,倘入息稅高,有些人寧可減少工作,倘購物須交稅,便會減少消費。換言之,因選擇不同(少工作少消費),稅額可變(減),稅款非定額。另一方面,倘稅按眼睛數目徵,雙目二千,單眼一千,應該沒人願自殘以減稅負,故眼睛稅算是定額稅。當然,世上沒有眼睛稅,定額稅只是假設,用以計算超額負擔(註5)。
  理論上,無法逃避的稅項最有效率。首先,抽稅難免損害個人利益,只是,「在同等之損害下」,收得之稅款是多還是少?若多,則效率高些,因政府有更多資源推展公共服務。要注意,這裏說的是「同等之個人損害下,稅收愈多愈有效率」,不是說「無論個人損失多大,稅收愈多愈有效率」。前者顯然對,後者則顯然錯。另方面,避稅令稅款減低,但定額稅不可避,故在「同等之個人損害下」,定額稅帶來最多稅收,亦最有效率。其他稅種呢?在「同等之個人損害下」,帶來之稅收必較少,低出之部份,正是「超額負擔」(下簡稱超負)。
  從以上論述可知,超負同樣可量度效率損失,但它沒預設市場本身有沒有效率,它背後的理念是,社會須為棄用(最具效率之)定額稅付出代價(註6)。
當然,代價愈小愈好。在「同等稅收總額下」,壓低超負之方法是,不要只向少數項目抽稅,應向廣泛多種項目抽。若只向少數項目抽稅,每項目之稅率須高些,若可向多種項目抽,則每項目稅率可低些。稅率愈高,避稅意欲便愈高,更遠離定額稅,效率自然更低下。
  從超負的角度看,重點在擴闊稅基,拉低單項稅率,重點不在整體稅率之高低,如上所述,倘政策效益高,整體稅率可高些,但每單項之稅率仍應盡量低。
以上所述,是「最適稅理論」(optimal tax theory)之入門知識,但中學不會教,大學生若不修讀公共理財或公共經濟學,也沒機會遇上,大眾對此認知太少,不利公眾討論之推展。
  回說香港地價與稅收的問題,地價收入長期高,致稅率可長期低,看似跟上述壓低超負之法,若合符節。當然,傳統理論說的是向多種項目抽稅,不是說少抽稅多賣地,但兩者原理看似相近。哪港式財收制度不是很好嗎?
  其實,兩者仍有大不同。傳統理論說的多源稅項,不離薪俸、商品之類,即使可涵蓋土地,也只是向土地徵稅,不是賣地。土地稅(包括差餉、地稅,但不包印花稅)與賣地收入又有何不同呢?關鍵是,後者涉及土地供應之時機,造地更涉及複雜無比的過程,前者則只向現成物業徵收,毋須顧及供應。倘政府收入很依靠賣地,又要兼顧土地供應之流程,並旁及樓市供求,箇中政策難度不言自明。
  先不說造地所涉及之規劃、收地、填海及工程等煩事,今只論推地時機。首先,好市時應否多推地?樓價高時,市民當然希望多些供應,政府若有地,似當多推,在量價齊高之情況下,地價收入大升,盈餘大增,於是減稅削費並派糖。淡市呢?當然要顧及市況,地不可多推,量價齊低之下,地收大跌,財赤驟現,但經濟不佳時加稅特別痛,故難以大加,滅赤不易。由此可見,難以平衡賣地收入及穩定樓價兩大目標。
  土地稅呢?市好市壞,稅基(現存物業)變動不大,也沒上述目標矛盾之困。故此,既使最適稅理論支持低稅率、多稅項,不見得會支持用賣地收入來壓低稅率,應探討的,是如何增加其他稅種或收入來源。
  故筆者認為,確須檢視現行之財收結構,能改則改,若不能大改,亦當小改,至少應沿此方向探索。筆者於信月2024年2月號已談及稅改,算是探討大改之一小步。今次再就地價收入提出兩個小建議,供參考。
  首先,當盡量分開土地供應與財收。土地當穩定推出,以免出現供應斷層。但淡市時少人買地,如何是好?折衷之法,可分期收取地價,未收之部份,可與日後市價掛鉤。此法減低市淡時買地之風險,增加購買意欲,賣方(政府)之風險是買方付不出後期地價,須收回土地重推,加上地價可能再跌。這風險有多高?可否減低?應由法律及財務專家評估,筆者不便多談。
  另一方面,日後地價回升時,按市價掛鉤之部份增值了,政府可收回較大之地值。倘地價一次過收齊,市淡時價賤,即使地賣出了,亦只能收取一筆低價。當然,地價分期收,首期收入不多,不一定可即時解財赤之困。只是,地賣不出,收入更少,賤價強推,不勝於先收小量首期。
  市旺時,則可鎖定分期之每次金額,不再按日後市價調整,以免地價下降後減少未來收入。鎖定地價雖不利於買方,但已比一次付清地價優惠,市旺時應無損競投意欲。當市道由旺轉淡時,總有些地在旺市時賣出,但在淡市時地價尚未付清,這令政府在淡市時仍有收入,因而毋須著急推地以減赤。由此可見,分期有助穩定地價收入。
  第二,政府可在市淡時將大地皮拆細推售。小地皮減低投資總額及風險,即使是淡市,應該仍可吸引競投。當然,這犧牲了整全規劃,只是,逆市下不可面面俱全,必須取捨。再者,拆細之餘,應盡量令布局合理,減低規劃上不協調之處,更當理順推地次序,增加買家日後合併地皮之可能。待得市況好轉,大地皮便不需拆售。
  上述小建議,旨在令淡市時地價收入不致暴跌,好市時暴升,但它們都是權宜之計。長遠言,整體財收結構,始終要全面檢討一下才行。
  總結一下,財赤凸顯了政府收入結構之問題,地價收入高而稅率低,不見得是優越的財收制度,將財收與土地供應連結,亦產生政策矛盾。政府若無意拓新財源,減低對賣地之依靠,至少當減低市況對地收之影響,本文之小建議,不周全處一定很多,唯望拋磚引玉,引發思考。

註1:原文之標題經編者改為「地價收入跌,反思財政結構 」。 
註2:以效率耗損譯deadweight loss不太好,但想不到有更佳譯法,故暫用之。
註3:可參考筆者信月2022年2月號之文章。
註4:經濟學文獻有時不把兩者分開,這是較隨便的用法,嚴謹一點的用法則如後文所述,後者預設了定額稅,前者則否。
註5:筆者信月2019年7月號之文章,從另一角度看定額稅,可參考。
註6:社會何以放棄定額稅呢?這很難說,有各種因素使然。眼睛稅沒人提倡,但有人提倡徵身高稅,著名經濟學者N.G. Mankiw即如是。身高稅也算定額稅,人口稅亦然,過去不少地方有用後者,但今天都不用了。

 

 

2019年7月31日星期三

土地共享計劃:如何平衡公平與效率?

樓價高企,「土地供應」成為火熱議題。年初,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」完成任務,如今不再是焦點。下半年,政府將公布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」的具體內容,屆時或引發新一輪爭議。筆者希望在計劃細節出台前,以公共經濟學的角度,分析一下若干論點,供信月讀者參考。


去年十月,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,提出「共享計劃」,將公開邀請私人發展商申請,藉提升其土地周邊基建,以增加地積比率,或改變土地用途。成功申請者須交出六至七成的新增樓面面積,讓政府興建資助出售房屋。


由於細節欠奉,暫難評估計劃可增加多少供應。即使如此,計劃的潛力很大,則無庸置疑。據施政報告所述,眾發展商擁有的新界農地,不下於一千公頃。過去五年,城市規劃委員會審議了20多宗改劃申請,只七宗獲批,涉及總面積約18公頃,住宅單位約2 800個,發展密度遠比公營房屋為低。報告因此說,「可見土地未盡其用」。


如何「未盡其用」呢?假設每個單位的建築面積在五百至一千方呎之間,上述七宗申請之地積比率便只有0.7至1.4倍,與一般公營房屋地積比通常在3.5至5倍間,相差甚遠。當然,即使計劃落實,亦不代表所有土地都可按3.5至5倍發展,但以千頃農地來說,即使只有一部份可改作高中密度發展,增加的供應亦必不在少。


不過,共享計劃爭議之處,不在量而在於「官商勾結」的指控。「官商勾結」問題何在呢?具體一點,應該防範的是不合理、不公平地「利益輸送」,而非任何形式的官商合作。但何謂不合理、不公平?有輿論指,政府當用「收回土地條例」購入私人土地建公營房屋。背後的理念似乎是,將三、四成的土地增值讓發展商分享,仍是不合理、不公平的。反之,收回土地,將所有土地收益歸公,才是合理、公平的。


不過,上述公平合理的理念,又是否合理?此非筆者所長,故不評論,但希望提供另一角度供讀者參考。筆者認為,經濟學之「最適稅理論」(optimal taxation theory)可提供一些概念,幫助我們看清問題(註)。


簡單來說,在「收地」或「分享」的爭議中,有輿論認為,發展商分得愈少(0%)便愈公平,分得愈多(三、四成)便愈不公平。筆者不說贊成或否定此論,只想指出,這理念可與稅收相類比。累進稅(progressive tax)的理念是,愈富者稅率當愈高(分得愈少)。既然如此,有些人可能認為,發展商超級富足,稅率高些,分成少些,甚至零分成,也算公平。


最適稅理論不否定「愈富稅愈高」的公平理念,但同時指出,實施這理念有代價:愈公平,效率(efficiency)往往愈低下。這道理不難明白,若稅率高,工作或生產意欲便愈低下,影響了財富創造。換言之,追求公平須付出(效率)代價。不過,最適稅理論沒說不當追求公平,所謂的「最適」,重點在公平與效率間的平衡。將平衡點放在何處,始終須由社會抉擇,不同社會可有不同抉擇,不可一概而論。


可是,有一種稅率一定不是最適:大於100%之邊際稅率(marginal tax rate)。以入息稅為例,假設首五萬元年入稅率為2%,次五萬元6%,第三個五萬元10%,這些都是邊際稅率,按收入增額計,不按總額計,故年入十五萬元者,總付稅九千元,不是一萬五千(雖然邊際稅率是10%)。今假設第四個五萬元的邊際稅率是100%,這表示第四個五萬元年入全被抽去。100%邊際稅的後果如何,可謂顯而易見,既然賺十五萬與二十萬之稅後收入相同,那又何必賺第四個五萬元呢?社會少了五萬元的財富,效率低下了,但也不見得公平了。公平的稅制令能者多付稅,但100%邊際稅沒令能者多付稅——本來有人可賺二十萬元一年,今因稅高而放棄多勞,結果與能賺十五萬者付同一稅額,這有違公平原則。由此可見,100%邊際稅既無效率,也不公平,故必非最適稅。


回看土地問題,收回私人土地興建公營房屋,情況類同100%或以上之邊際稅。若把地積比率增加的部份100%撥作公營,發展商原本可建的私樓樓面不變,這猶如100%邊際稅。但若收回私地,發展商連私樓也不可建,不單享受不到增益,多年心血也付諸流水。當然,政府仍須付錢收地,但很可能以農地價作收地基準,低於發展商的購地成本。總括言,這是不低於100%的邊際稅,或者是公平的(如一些人所認為),但沒效率。


看深一層,道理也非如此簡單。再以稅收理論為例,高稅率對效率的影響,還要看供應對稅率之彈性(elasticity)而定:彈性愈小,稅率可訂得愈高。若加稅不大影響工作或生產意欲,彈性就小,加稅對效率的影響也便小,稅率便可訂高一點。舊的經濟學理論(由Edgeworth在1897年初創)假設零彈性(稅率不影響生產意欲),就得出100%邊際稅是最優的結論。


一般而言,零彈性的假定不切實際,但在土地問題上呢?支持「收地」而非「分享」的人可以這樣說:稅率高則生產意欲低,故稅率不能太高;但即使收回私人土地,土地不會減少,供應彈性是零,故無損效率。這種論點,可用稅收理論上「定額稅」(lump-sum tax)的概念作進一步解釋。


首先,不可望文生義,以為定額稅就是所有人交同樣的稅,你交$100,我交$100,人人$100。稅收理論上的定額稅不是這意思,政府仍可按不同人的不同特徵,抽取不同稅額,只要這些特徵不易改變,便是定額稅。關鍵是,即使稅額有高有低,但納高稅者不容易改變某些特徵,從而壓低其稅額。舉例言,若稅額按眼晴數目而訂,盲人可免,除非自殘,稅額難以壓低。另一例子是按身高定稅額,因身高不易控制,這也是定額稅。反之,入息是可控的,多賺少賺,往往因稅率而變,這便不是定額稅了。


最適稅理論的基本假設是,定額稅不能用。這假設合理,現實上,政府不按眼睛多寡、身高,諸如此類的特徵來抽稅。按這些特徵來抽稅最有效率,因稅額不可逃避,生產意欲便不受影響,但這不公平。一般人恐怕難以接受,不論貧富,有兩隻眼的人都只交同一稅金。
一般而言,定額稅不能用,但在土地問題上呢?支持「收地」而非「分享」的人,可能認為收地正正是一種定額稅,而且也很公平:發展商用多年功夫收購農地,投資金錢及時間不少,如果明知開拓的土地會被收回,他們一開始便不會花心機收地。不過,今時今日,心機已花,政府即使收回,集合了的土地也不會跑掉。因此,收地是一種定額稅,對效率無損。另一方面,發展商在農地建住宅,市民或認為是暴利,故即使歸公,也不失公平。


上述論點可接受嗎?筆者無法評論向發展商收地是否公平,但可評論收地帶來甚麼效率損失。


土地的性質很特別,它不會跑掉,但不代表不投資(金錢、時間)便可使用它。毫無疑問,已集齊了的農地不會跑掉,但將來的呢?發展商多年來蒐集得的農地若被收回,他們以後都不會做同類投資了,這不算效率損失嗎?另一方面,經多年併購,新界可供開拓的區域或已所餘無幾,即使日後發展商不再併購農地,可能也不要緊吧?故此,也不能說收回土地的效率損失必定很大。


一正一反,哪倒底收地的效率損失大還是不大?筆者認為,還有一點必須考慮,就是政策有否動搖投資者對產權保障的信心。畢竟,收回土地屬強迫投資者交出產權,若今天可施諸農地上,明天可否施諸其他項目上?私人企業、股份可否被公有化?以多大的理由才可以?最重要是,若因農地可被收回,引發投資者預期,其他類別的項目也可能被收回,投資者將裹足不前,這對效率的損害便難以估計。筆者不是說,投資者一定有這預期,一定會裹足不前。收回土地之條例,不是新增事物,政府收回土地之事,也不是今天才有,只是以往應用範圍較窄,不太影響私人投資,今天若加闊範圍,政策明顯改變了,這對預期的影響,實在不易估量,卻不容忽視。


目前在「收地」與「分享」的爭議中,討論焦點在於應用「收回土地條例」的法理基礎或難易上。筆者不是專家,對此無庸置喙。但以公共經濟學的角度看,政策要在公平與效率間取得平衡,稅收如是,土地亦如是。我們不可能忽視公平(否則何不抽眼睛稅?),但也不能忽視收回土地帶來的效率損失。在後者方面,筆者的感覺是坊間沒多作討論,盼本文可引發多些思考。



註:本文所述之稅收理論概念,可在一般的大學教本找到,譬如Harvey Rosen及Ted Gayer合著的Public Finance。若希望參考較技術性的材料,可閱Piketty, T., &Saez, E. (2013). Optimal labor income taxation,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(Vol. 5, pp. 391-474). Elsevie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