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-24財政年度快將過去，今年既續派消費券，又削減印花稅（包括物業及股票），加上賣地成績遜預期，財政司司長已預告全年赤字將逾千憶，又表明政府來年須開源節流。本文將集中討論開源。
如何開源？加稅、扣減免稅額，甚或改革稅制，引進新稅，都是耳熟能詳之法，只是平常時沒人願講，到經濟不景時，便不能免。但諮詢蘊釀需時，上一次推出稅改源於97-98年金融風暴後出現財赤，惜諮詢時已是06年，經濟離低位（03年）已若干時日。新稅從來不受歡迎，既已沒即時需要，改革自亦告吹。
今天情況雷同，經濟及樓市不佳，難言何時見底，是否要改制或引新稅？若要，又會否重蹈上回覆轍？如何避免今期討論，下期實施，下期到了，毋須實施？
或有人質疑：經濟下行時，加新稅傷經濟，不應做；到經濟好轉，財收充足，又何需新稅？故改革永遠不必做，赤字也無法避免，可做的，只是咬緊牙關，堅忍至復甦而已。
這有道理嗎？有一點，但忽略了有些稅種不太傷經濟，也不會在經濟下行時大減。稅制之所以要改，正因現制下稅收易波動，要改至不再大起大落。06年政府建議引進銷售稅，正因此稅較穩定，非無的放矢。
此外，有些稅費確與市況高度相關，甚至倒過來影響市況，故不減不成，政府減物業及股票印花稅，似基於此。先不說印花稅是否當減，但一減後可一加，加是加些對市況影響小的稅，累進差餉（已安排下年度引入）即屬一例。由此可見，既使經濟下行，稅制非不可改，新稅非不可引，但要改得其所。
由此帶出稅改經濟學一個重點：改革不一定為增加收入，但求在收入不變（revenue-neutral）的前提下，優化財稅結構，更好地促進施政。具體言，收入多元化、穩定化，往往是改革重點，當然亦可加入其他面向。
可是，現實上一談改革，都是收入不足之時，大眾忘了增收非重點，令改革失焦，一旦經濟稍好，便說沒必要改。故筆者認為，要做好稅改，政府應強調非為增收，甚至每一加必配以一減，這才能更好地說服市民。當然，也可先減後加，今次（印花）稅已減了，才推出新稅（差餉），剛好符合這原則。
然則當局又應否引入銷售稅？政府於07年放棄該倡議，當時經濟好，不利引入新稅，政府又沒即時減其他稅，建議自然不受歡迎，放棄是時機使然，兼策畧不對，未必是該稅不合適。環顧全球，銷售稅愈趨普及，但各地引入之原因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有說銷售稅可擴闊稅基，又令收入更穩定，這自非不確，問題是，銷售稅可做到的，收入稅（income tax）不能嗎？若可，又何須大費周章，引入新稅？若不可，又何以不可？就此，筆者希望介紹一概念「等同稅（equivalent taxes）」以說明。等同稅是公共經濟學之概念，但較少經濟學家有留意，其實這概念很實用，應多推廣。
簡單言，不同稅種在一定條件下實乃等同。
以銷售稅言，可只向最終商品（final goods）徵收，譬如只向成衣收，製衣用的棉花則不徵收；但也可向每項商品，無論是中間商品（intermediate goods）或最終商品都徵收，所謂「增值稅」（value-added tax）即如是。兩種稅看似有別，實乃等同，皆因最終商品由各種中間商品製成，在一定算法下，兩者等同。
另方面，在一定條件下，銷售稅與收入稅等同。銷售稅是消費稅，在花費時徵收，收入稅則不論錢花了沒，總要徵，兩者何可等同？但有花費必有收入，問題只是收入何來（借來的還是賺來的）。既然開支與收入必等同，可以想像，開支大了對個人之影響，尤如收入少了之影響，在一定條件下，兩者可等同。
假設銷售稅率是10%，所有商品連稅後貴10%，開支自亦增10%，個人財負重了。重了多少？設收入是$1000，物價是$1，稅前可買1000件貨，稅後價增至$1.1，只可買909件貨。再看收入稅，設稅率是9.1%，除稅後收入是$909，這次沒銷售稅，貨價仍是$1，故可買909件貨。由此可見，10%銷售稅等同9.1%之收入稅。
既知銷售稅與收入稅等同，則所有對銷售稅之美言，應亦可用於收入稅。既有收入稅，那又何須引入銷售稅（註1）？
等同稅這一概念，讓我們看清楚事情本質：倘引入銷售稅真的可改善現行稅制，那便代表現行收入稅不完備，相反，倘銷售稅不完備，收入稅或能補足它。
何解？上言開支必等於收入，指的是廣義收入、所有收入，不單包含打工收入，也包括資本收入。此外，開支亦指廣義開支，即包括未花掉、儲下來的收入，若有人把錢「花」在定存，這也是廣義的開支。現實上，無論按開支或收入徵稅，往往有遺漏，這也造就兩稅可互補之機。
先說廣義收入未全納稅網之後果——當所有收入都得繳稅，而且不同收入之稅率劃一，這才等同銷售稅。外地多數有徵收資本收入稅，它們的收入稅便較為近同銷售稅。香港沒有資本收入稅，稅制與銷售稅便大不同。舉例言，設一人只靠股息過活，在港近乎不用交稅，但倘有銷售稅，那他花費時便交了稅，變相令股息收入納入稅網。
有些人以為銷售稅對小市民不利，因他們收入低微，不用交入息稅，但改制後須交銷售稅。其實，富人因收股息而少交之稅款，應多於窮人須交的新稅（銷售稅）。倘引進銷售稅，不難以多收之稅款補貼貧者（透過免稅額、交津之類），並將吃息的富人納入稅網，較舊制促進平等。
又或有些人說，香港是金融中心，引進資本收入稅不利金融發展。確實，倘香港諮詢各界，問他們應否引入資本稅，筆者預期泰半人士反對，但銷售稅呢？應該較少人反對。一方面，銷售稅不針對資本，它不單令純靠資本維生者要交稅，也令其他人士（如借錢、收租過活者）都要交（新）稅。另方面，一般人未必能認清等同稅的道理，未必清楚銷售稅與資本稅的關係，加上銷售稅在各國都有，抗拒自會小些。
由此又帶出等同稅另一重點：既然兩稅等同，豈非抽任一種稅都沒關係？非也，所謂等同，指的是效果上，但心理上，資訊上，以致執行簡便上，兩稅可不同。銷售稅近年在各國大行其道，與其在後者之優勢，應有關係。
現轉至討論廣義開支，把錢儲起，也算是廣義開支，倘儲錢不用交稅，則銷售稅不等同廣義收入稅。但這差異不很重要，皆因錢儲了始終會用，用的時候便要交銷售稅，只是時間問題。不是說沒分別，只是分別不一定很大。不過，對國際城市來說，這細分別還是可帶來大差異，今以下例說明。
假設一人收入$1000，但須付15%入息稅，可用收入只$850，倘物價$1，其收入可購850件貨。今引進10%銷售稅，並將入息稅率下調至6.5%，則$1000入息者之購買力不變——除6.5%稅後收入$935，稅後物價$1.1，仍可購850件貨。
這是對一般人而言，但在國際城市，有一大批人只打算住一段時間，努力賺錢，然後回國，以銷售稅局部替代收入稅可吸引這些人。
何解？假設一位外地專才只打算留港十年，儲一半收入後回國。在純收入稅15%下，每千元須交稅$150，餘下收入儲一半，即$425，十年下來，可儲$4250，並在港享用4250件貨（以每貨$1計）。倘稅制是6.5%收入稅加10%銷售稅，每千元須交收入稅$65，餘下收入儲一半，即$467.5，十年即$4675，並在港享用4250件貨（以每貨稅後價$1.1計）。由此可見，這位專才在港享受不變，又能多儲錢回國。
銷售稅對外地人才更吸引，因為他們始終會離港，故希望花費時才繳稅，倘單純賺取收入，最好不用繳稅。這情況有別於終生留港者，他們即使年輕時要儲畜，年長時總要用掉，若錢始終留港，則在何時繳稅（花費時，或賺取收入時），分別不大。此例說明，銷售稅有助爭奪國際人才。
筆者不是說香港應引入銷售稅，只望透過等同稅的概念，指出一些對它的誤解。應否引入，當在多了解其真正優劣後定奪。
此外，引入銷售稅，離不開同時減免另一些稅項，如上所說，低收入人士，甚至退休吃息但非富有之人，應受補償，並當於引進新稅前已先做，才能令方案合理化，為大眾接受。因此，改革必須是一籃子的，要有通盤考慮，如此一來，做起來不簡單，真要引入它，需有大決心。
若不談大改，只談小變，筆者認為可用同一原則處理：若兩稅等同，可向較易推動處入手。再舉一例，賣一塊土地，在地價不升不降的前提下，收一次性地價等同長收地租。當然地價不會沒升降，但賣地也不會只收地價不收地租，因此，收多少地價，多少地租，倘輔以恰當付款方案，實可等同。倘其等同，則政府不必太拘泥，必須以收取地價為主。其實，逆市時賣地，若堅持多收地價，價難高，甚至流標；多收地租，少收地價，則可避一時之逆市而仍可有若干收入，最重要是長遠收入（在合適方案下）仍可等同。
以等同稅的角度看，即使在市弱時仍有不少開源之法可考慮，以上拉雜談了一些，但由此進路其實可發掘更多門徑，本文望能抛磚引玉，引發讀者思考（註2）。
註1：有關銷售稅與收入稅合用之種種考量，可參Atkinson, A. B., & Stiglitz, J. E. (1976). The design of tax structure: direct versus indirect taxation.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, 6(1-2), 55-75.但該文用最適稅理論（optimal taxation theory）作分析，角度不同，亦超出本文範圍。
註2：柏克萊之公共經濟學巨擘Auerbach曾為文詳介等同稅之應用，可參見：Auerbach, A. J. (2018). Tax Equivale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(No. c14185).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