滅貧真是邏輯上不可能？

香港在2013年首次制定了官方的「貧窮線」（poverty line），並以「相對貧窮」（relative poverty）來劃定。「相對貧窮」的概念本具爭議性，自此，若貧窮人口或貧窮率上升，亦難免惹來一番爭議。比如說，窮人增加只是統計現象呢，還是因為政府扶貧不力呢？眾說紛紜，市民大眾不容易看清，這自然是不理想的。

筆者講課雖涉及「相對貧窮」的概念，但始終不是研究貧窮的專家，故只能提供粗疏的分析。筆者旨在釐清若干概念，以助市民作進一步判斷，若有錯漏，還望見諒。

首先，該概念引起的最大誤解是，由於貧窮是「相對」的，故永不可滅。在香港來說，收入在中位數50%以下者，即屬貧窮線以下，視為貧者。如此一來，即使全民收入番一番，窮人收入亦番了一番，但因中位入息亦番一番，貧窮線自亦番一番，原本的貧者將仍被視為貧者。在「相對貧窮」的概念下，貧窮線可不斷上移，因此，有些人會認為「相對」貧者永遠存在。

這是不正確的，也有不少論者已指出其非。最簡單的例子是，假若全民收入均等，譬如皆月入$10000，由於中位數（median）即是數據按高低排列後居中間者，今居中者月入$10000，取其一半，那貧窮線便是$5000。但因全民月入$10000，自然沒人活在貧窮線下。這例子簡單易明，可證「相對貧窮」非不可滅，但也帶來另一誤解，以為滅貧必需收入完全均等。如此一來，誤會似乎更深了，多數人都不喜歡「做又$36，不做又$36」。如果滅貧的代價，就是完全平等，相信很多人都不希望政府滅貧。

可是，即使收入並非完全均等，原則上「相對貧窮」仍可滅。再看另一簡例，假設社會上只有三人，收入分別是$2400，$5000，及$9000，現在居中者的收入是$5000，故收入中位數是$5000，取其一半，貧窮線是$2500，因此，上述月入$2400者即是貧者，貧窮率是1/3。不過，若這位貧者多賺$101，月入$2501，由於居中者仍然是賺$5000那人，貧窮線仍然是$2500，但月賺$2501便不是貧者了，這三人社會上也沒有貧者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收入仍是不均，相對貧窮仍可能滅掉。

當然，這例子誇張失實，但筆者只求說出道理，讀者明白了道理後，可自行設計現實一點的數字例子（比如假設社會有十組人，用excel輸入不同數值，或參見附註文獻），道理是，滅貧無需「絕對均等」，但必需較為平均。必須強調，筆者並不認為滅貧很易，在香港的現實環境下，滅貧非常難，說是近乎不可能，也不失公允。但我們亦應明白滅貧的關鍵是甚麼，不是甚麼。

經濟學家常常說，平等與效率（efficiency）相衝突，多點平等往往少點效率。如上所言，滅貧便需多一點平等，但這亦減低效率。這代價是不是值得付岀呢？應由市民決定。滅貧的代價可能很大，但不一定是要承受「完全均等」帶來的效率損失。

有些人可能認為，「相對貧窮」只關乎收入分配，何不直接量度收入平等呢？後者不是已有堅尼系數（Gini coefficient）嗎？其實兩者還是不同的。再看上述三人社會的例子，滅貧只須收窄中位數與貧者的收入差距（$5000與$2501），不須收窄富者與中位數的差距（$9000與$5000）。由此可見，滅貧雖然涉及分配，但它只須推貧者向上，不一定要把富者向下拉。再者，若果蓋茨比畢菲特賺更多錢，富人間的收入更不均了，堅尼系數會因此而增加，但因收入中位數以下的人士沒受影響，這亦不會增加相對貧窮。總言之，相對貧窮與分配有關，但兩者的偏重不同。

最後，社會上的一些大趨勢，比如人口老化，會不會令貧窮率在統計上增加，令滅貧愈來愈來渺茫呢？筆者沒作相關研究，不敢妄下判斷。純理論看，正如一些論者已經指出，人口老化可增加貧窮率。由於退休金及福利金的增長往往跟通脹走，若收入中位數增長比通脹高，令中位數與長者收入的差距拉闊，這批老人便更易變成相對貧者，增加了貧窮率。

但另一方面，若長者比例大幅提高，也可能拉低收入中位數，視乎哪一類人退休較多。再以三人例子說明，收入分別是$2400，$5000，$9000，居中者賺$5000，取其一半，貧窮線便是$2500，有一人低於此線，貧窮率是1/3。若退休金只及在職收入一半，假設最貧者退休了，只賺$1200，他仍是貧者，貧窮率仍然是1/3。可是，若月賺$9000者退休，收入變成$4500，這三人社會的中位收入便是$4500，不是再是$5000，取其一半，貧窮線亦降至$2250。賺$2400便不再是貧者了。故此，人口老化對貧窮率的影響，必須將各種因素綜合分析方可知曉。

必須強調，上述例子非常淺陋，真實世界不單多於三人，而且工作收入、退休金、福利金，退休羣組分佈及長者比例，都在同時按不同幅度變化，例子亦未將政策可令行為改變等因素加入考慮。故此，綜合種種因素後的結果如何，必需更細緻的分析。大體而言，筆者也傾向相信老化會增加貧窮率，但這只是筆者的主觀猜測。

總結來說，「相對貧窮」的概念較複雜，若不釐清，問題何在難以知曉，市民的意見亦無法聚焦。正如其他公共政策，滅貧或減貧，都要付出代價，代價可大可小，但可經客觀分析而知。至於市民願意付出多大代價，卻須他們自行判斷。

附註：若希望以更現實的數據及假設作模擬計算，可參考Angyridis, C., & Thompson, B. S. （2016）. Negative income taxes, inequality and poverty.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, 49（3）, 1016-1034。注意該文所用的「相對貧窮」定義略為不同，但仍具參考價值，只是文章很技術性。

首置上車盤的兩難：公平與誘因

特首林鄭月娥在十月中發表她首份施政報告，提出了「港人首置上車盤」的政策，資助月入五萬多至近七萬元的家庭置業，即是在居屋以上，多加一層資助對象。末代港督彭定康早在九十年代已有「夾心階層房屋」的計劃，林鄭的首置盤跟夾屋有何分別呢？此外，受助對象月入已相當高，又是否不公平呢？本文環繞這兩個問題作一簡論。當然，首置的詳情尚未披露，筆者只可儘量就已知部份分析。

首先，首置盤與夾屋大同小異嗎？筆者認為分別是大的。該計劃的一些關鍵細節，多已有報道，但未受廣泛注意。筆者認為關鍵有二：一是「混合發展」，這在施政報告上已寫明；二是首置地主要來自新界，並由私人發展商持有，須先改變土地用途方可，林鄭在十月十五日接受無線電視訪問時，已清楚說明了。夾屋是純公營，由房協主理，不是混合發展，土地來源是政府，與首置的差別頗大。

此外，首置不公平嗎？很多論者已指出其不公平之處，在此不贅。筆者只希望討論另一問題，與公平有關，但非要再評論公與不公。筆者教公共經濟學，公平是最基本的理念之一，但也關注公平的代價。經濟學者通常指出，公平多一點，效率便低下一點，有時也會說，公平與誘因（incentive）有所衝突。比如說，假若愈富有稅率便愈高，公平是更公平了，但富人的生產或工作誘因，也將愈低下，這種道理，仿佛已是常識。其實在房屋政策上，這種衝突亦廣泛存在，卻少受注意。

首置盤涉及的公平與誘因之衝突，正正在於「混合發展」及「私人土地」這兩點上。

為甚麼必需是私人土地？如果不是，建首置盤便耗用了可作居屋公屋的土地，若直接把可拍賣的私人住宅地轉成首置地，也將令私宅供應不達標。唯一的選擇，正如林鄭所言，就是「釋放私人發展商手上土地的潛力」。

那衝突何在呢？就在於「混合發展」。在同一私地上有公私營房屋，發展商並不喜歡。其實「混合」的概念早在九七年前蘊釀，在九九年「落實」推出一幅鴨脷洲地試行，後因市況低迷，項目亦順勢改為純私宅。發展商不喜「混宅」，在2002年的報道較多，道理頗簡單，較低收入的居屋戶若與較高收入的私樓戶混在一起，樓價將受影響。當然，今天的「混宅 」不必與往昔的「混宅」完全相同，但道理應大致相若。所以，若果政府提出居屋私樓混宅計劃，相信發展商沒太大「誘因」去申請，寧可把土地建為低密度純私宅。政府當然亦不可能因此便動用收回土地條例，去強迫地主參與。

首置盤可不同，受助對象月入達五至七萬左右，高於居屋戶的月入上限，而且地在新界，本來的私樓買家就不若市區樓客富有，即使收入仍比首置樓客高，差距上可接受，他們混在一起，應不會影響項目價值。再者，項目變成公私混合後，政府會更積極配合，提供基建配套，甚至增加了項目的密度，即使在補地價上不會有優惠（政府已事先聲明沒有），發展商的參與「誘因」仍大。

公平與誘因的衝突下，政府的選擇變成：或是推首置盤，或是甚麼都沒有，中間落墨的空間不大。公平一點嗎？叫發展商把居屋私宅混在一起？他們大可能不申請。少點公平吧？叫發展商把首置及私宅混在一起？他們應該有興趣。在「有」與「沒有」之間，林鄭的選擇是「有」。當然，林鄭不是沒有選擇，她可以選擇「沒有」，歷屆政府都選擇了「沒有」。選人之所不選，這是她的勇氣，但是不是合理呢？這是另一回事。公平與誘因間如何平衡？林鄭平衡得好還是不好？還須由市民作出判斷。